3.强化基层执法力量 中央不忘为本身羸弱的基层执法队伍配置优质的执法资源，提供基层行政执法必需的执法人员、保障经费以及装备投入，[10]将人财物下放到乡镇（街道），强化一线执法力量。

然而，既有研究或聚焦网络安全领域的行政处罚，[1]或论证对严重个人信息侵权行为处以高额罚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2]或介绍欧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处罚制度。据此，前述APP违法行为，无违法所得的，应由市场监管部门处50万元以下罚款。

如何认定拒不改正？在行政处罚领域，这是一项常见的情节，《网络安全法》第59-62、68、69条和《数据安全法》第45条都有涉及，可分两步认定：第一，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作出并送达责令改正决定书。《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列举了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和处理个人信息未履行本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两种受罚行为。[20]另一种解释认为前者指向处理行为本身的违法性，后者指向因处理个人信息而附随的积极义务之违反。一般情节应按前述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三阶层构成要件来认定，这里对后两种情节稍作展开。[28]参见程啸：《个人信息保护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507-508、522页。

[34]欧盟法院判例中，判断决定性影响的考量因素包括一个企业对另一企业是否控股、是否有人事任免权、是否参与经营等。[35]根据《关于实施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制定的竞争规则的（EC）第1/2003号理事会条例》第23条，对违反竞争法行为的罚款上限是违法者上一商业年度总营业额（total turnover in the preceding business year）的10%，当母公司或集团公司在违法行为发生期间对所属子公司拥有且实际行使决定性影响权，它们就能被视为一个经济实体，计罚基准就可以是违法子公司所属的母公司或集团公司的年度总营业额，除非母公司或集团公司能够证明子公司违背指令自行从事违法行为。[1]在国内，法律效力的意涵也通常被解释为法律具有的约束力（或称拘束力，意义完全相同）与强制力。

[65]参见沈岿：《分散和团结：软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用向度》，载《现代法治研究》2016年第1期，第31页。[37]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软法的效力/有效性就是一个多余的概念，是无需进一步讨论下去的？凯尔森式的回答——也就是传统法学理论的回答——应该是是的。[66]《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总体上是一部硬法，这也是法官能较为容易地在具体案件中让该条款缺位的制裁后果得以确立的原因。由于软法具有说服的约束力，当行政决定或裁判文书引用软法，但并不以它为作出决定或裁判的直接而唯一的依据，而是在论理中，以它对一个既有的硬法规则进行支持性或补强说明时，该规则仍然属于软法性质，而并不因此转变为硬法。

然而，只有在整个法秩序发挥实效的情况下这些规范才具有效性。硬法可以不发生实效就存在，但一个没有强制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若连实效也没有，就根本配不上软法称谓。

第一，不与硬法或硬法原则、精神相抵触。凯尔森的法律效力理论与其对规范的定义有关。[35]徐崇利：《全球治理与跨国法律体系：硬法与软法的中心—外围之构造》，载《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8期，第25页。关键词:  软法 有效性 约束力 说服力 凯尔森 一、问题：软法是否有效力 对于软法是否有效力的问题，不同的论者或许会给出肯定或否定的不同答案。

一旦宪法没有了实效，也就是依据宪法建立的整个法秩序失去了实效，法秩序和每一个规范就失去了有效性。[59]在此意义上，政府和政府以外的其他组织制定的不属于正式法律渊源的行为规则，并不都是软法。弱说服力在实效中则是指软法得到的认同有限，受众遵守或适用的也少，或者遵守或适用不能形成持续性、前后一致性。实证主义的有效性来源于恰好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在某地发生实效的规范，而不论该规范是否道德上可谴责。

[17] 于是，在凯尔森那里，效力（亦即有效性）指向的是一个规范的具体存在，如果我们把一个具体存在的规范描述为‘有效，我们借此表达的是与自然事实不同的、以特殊方式存在的规范。[28]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应然世界的有效性与实然世界的实效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那么，其对法律效力的如此定义是出于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呢？易言之，他的法律效力概念是为了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呢？凯尔森将暴徒和收税官进行比较：他们都向所指对象发出了交钱的命令，就此而言，他们的命令有着相同的主观意义。由此，法既有硬拘束力，也有软拘束力。

也就是说，让负有责任的人承受一种恶——如剥夺生命、健康、自由或经济价值，必要时，通过运用暴力，违逆其意志地实施这种恶。一个规范在法律上有约束力，第一它必须是法，第二它必须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例如，姜明安教授认为非正式规划具有较高的事实上的效力，实际是指发挥着事实上的规制效果。See Stephen Munzer, Legal Validity, Martinus Nijhoff,1972, p.19.亦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例如，博登海默指出，一项法律规定的有效性必须同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实效区别开来……实效问题所涉及的乃是法律规范适用于的那些人是否真正遵守这些规范的问题。参见沈岿：《软硬法混合治理的规范化进路》，载《法学》2021年第3期，第73-74页。

在凯尔森的因更高规范（最高至基础规范）而有效的理论背后，隐藏着一个如何认定规范有效性/效力的问题，亦即有效性/效力依据的问题——因何而有效或有效性是如何确定的。[6] See Jaap Hage, What is Legal Validity: Lessons from Soft Law, in Pauline Westerman, Jaap Hage, Stephan Kirste Anne Ruth Mackor eds., Legal Validity and Soft Law,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8, p.20. [7]定安城东建筑装修工程公司诉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撤销土地证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

价值和实在——他有时用的实在相当于存在。而另一方面，对法律有效性的探求，则是试图确定一项法律规范是否应当被遵守，亦即私人或政府官员是否应当遵守它。

[45]对此，凯尔森以先验有效的基础规范为根底的有效性链条（chain-of-validity [46]）理论只是众多学说之一种。[40]下文除非特别指明，法律、实在法、法秩序等都指向传统意义上的、具备强制约束力的规范或规范体系。

没有人能够主张，从关于‘某事是什么的陈述中，可以推出关于‘某事应当是什么的陈述。在黑格尔与费希特的法哲学里，效力也未扮演任何角色。[71]尽管权威（authority）本身的行使并不需要通过说服和理性论辩，也不需要通过压力或强制力，因为权威的本义就内含在道义上应当服从的意义，[72]但是，一个有权威或有更高权威的人或实体，较之一个没有权威或权威较低的人或实体，显然在说服过程中对被说服对象有着不同的影响力。检索日期为：2021年10月10日。

最初对国内软法研究产生较为直接影响的弗朗西斯·施耐德（Francis Snyder）教授，在其对软法的定义中，明确指出软法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当意志行为同时具备应当的客观意义时，这个应当才可以被称为规范。

参见指导案例38号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行终字第73号行政判决书。[77]较为集中的体现，See Pauline Westerman, Jaap Hage, Stephan Kirste Anne Ruth Mackor eds., Legal Validity and Soft Law,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8. 作者简介：沈岿，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而且，关于该议题的研究，势必需要重新踏入一个更为久远的关于法律效力论题的学说史之中。人们遵守一个硬法上的应当作为或不作为的规范，并不都是因为附着在该规范上的违反者会被强制承担的不利后果以及对这种不利后果的畏惧，也有因为对该规范的内容予以充分认同的。

硬法有效性条件主要是满足一个法律体系关于法的制定主体、权限、程序等的标准或条件，实证主义法学和自然法学这两大学派的主要分歧是这些标准或条件——尤其是最终意义上的——是在实在法秩序之中，还是在超越实在法秩序的理性或正义观之中。张根大：《论法律效力》，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18页。本文无意、无力也无必要完整回溯由凯尔森（Kelsen）、罗斯（Ross）、哈特（Hart）、德沃金（Dworkin）、拉兹（Raz）、阿列克西（Alexy）、芒泽（Munzer）、格拉博夫斯基（Grabowski）等20世纪著名法学家在此论题上的繁复著述。然而，正是因自己认同而自发约束自我和因社会认同而自发约束自我的力量是现实存在的，所以，软法的有效性概念并不是多余的。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2民终3269号民事判决书等。效力概念是19世纪哲学和法学理论的产儿，尤其是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产儿。

这种认同很可能不是单个或少量个体的认同，而是较为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第五，软法的创设主体和程序并没有严格限制，政府和非政府的具有联合自治性质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皆可创设软法，甚至个人、单个公司或组织也可为涉及其利益或完全与其没有利益关联的一类经济或社会行为创设软法，软法之体现公共意志[60]并不在于形式上的制定主体，而在于其实质上已经普遍发生实效。

对应地，在这一新概念出现的语境中，经常会有硬法一词来指向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规范或规范体系。当然，整个法秩序不会因为单个规范没有实效而失去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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